明朝历史给我的三点感触

感触一：绝不能用衡量老百姓的标准来评价领袖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根据他所处的地位，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一个好人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领袖;而一个伟大的领袖，也许会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缺点和错误。大明的历史上，一共有16位皇帝，要按老百姓的标准来说，好皇帝当数明思宗朱由检，他在位时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节俭朴素，并六下罪己诏，减膳撤乐，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坏皇帝当数明成祖朱棣，一个是他的皇位来路不正，是从他侄子建文帝的手中夺来的，谋反可是十恶不赦的首恶;再一个是他为人残暴，为了镇压异己，嗜杀成性，他即皇帝位后，下令大索齐泰、黄子澄等建文朝臣五十余人，榜其名曰奸臣，实行族诛之法，族人无少长皆斩，妻女发教坊司，姻党悉戍边。如方孝孺被灭十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坐死者复千余人;练子宁之死，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亲家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等等。但是，从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来说，明朝最有作为的皇帝只有两位，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另一个则正是朱棣。朱棣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疏通大运河;迁都并营建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500余年的首都地位;组织学者编撰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更令他闻名世界的是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把明朝的影响力推向了历史的高峰，一扫唐降以来中原政权的颓势，南征北战，威服四夷，尽现“马上天子”的英姿。他二次开国，在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事业基础上有所开创，奠定了明朝276年的统治，并且缔造了大明帝国最兴盛的时代，万国来朝，可谓是功绩累累的一代雄主。而那个年轻有为的、节俭朴素的、勤于检讨的皇帝朱由检却没能守住大明的江山，成了一个亡国皇帝，满清的入侵给汉民族带来的是深重的灾难。联想到当下社会上刮起的一些重评领袖的妖风，一味地挖掘隐私、捏造绯闻、罗织构陷，对开国领袖毛泽东极尽污蔑之能事，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毛泽东不是完人，但与他的功勋相比，他的缺点只是太阳上的一点耀斑。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深涵哲理的一句话，用在当今社会现实，是何等地切中时弊。

　　感触二：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270多年的明朝历史上，曾经生活过数亿人，但清史留名的，值得后人纪念的却寥寥无几。在17岁时就写下了《石灰吟》的于谦，从政时“两袖清风”家喻户晓，大将石亨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于谦觉得他是个将才，请求皇帝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又在北京保卫战时重用了他，因而得到世袭侯爵的奖赏，为了报知遇之恩，石亨上疏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当都督府前卫副千户这么个小官。皇帝下诏让于冕到京师领乌纱帽，于谦推辞，皇帝不准。于谦便说：“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贤能的隐士，提拔一个有能力的兵卒，来补益军队国家，却为了个人报恩，推荐了我的儿子，我是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真是顽固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还有如宋濂、海瑞甚至是被诛十族的方孝孺，哪一个人的故事不是士大夫精神的传奇。正是这些铮铮铁骨、浩然正气的英雄人物，让枯燥的历史变得精彩，让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得以留传。这次读书，还有一点收获是对王阳明有了想深刻了解的欲望。王阳明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能成为曾国藩、梁启超、蒋介石、伊藤博文、稻盛和夫等中外名人共同的心灵导师，让他们能走出精彩人生，成就辉煌事业，正因为他们无一例外地掌握了“阳明心学”这一解决一切问题的利器，转化成为支撑起那些士大夫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动力。按照良知去行动，是我对阳明心学的理解。在当今良知缺失的时代，它更应该成为广大民众的行为准则、更应该成为党员干部甚至普通人坚守的做人底线。东汉思想家王符说:“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点精神，就会失去脊梁骨，就不能自立自强。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其实历史已经证明没有精神的民族才会挨打。

　　感触三：历史是有周期律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要经历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时间长的不过2、3百年，短的几十年。因此，1947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于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