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本刊记者 徐吉鹏 中国青年杂志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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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潘维5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此次全球抗疫，各国的防疫积极性与防疫模式存在重大差异，防疫成效亦截然不同：我国已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疫情的全球蔓延和传播形势仍不容乐观。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从政党性质和执政理念的角度，该如何理解中西方国家在抗疫方面的对比？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有何独特之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体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有何继承与改进？当代中国社会何以展现出强大活力？如何理解“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疫情的根本保证”？党的群众路线究竟为什么重要？它是如何在疫情防控中得以体现的？与传统社会相比，今日的基层社区治理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疫情对全球化进程与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几何？后疫情时代，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新定位能有怎样的期待？今日的青年一代又将如何塑造社会治理的新面貌？《中国青年》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潘维。《中国青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邓小平同志指出：“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此次疫情防控中，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那么，群众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表现在哪里？潘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第二条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也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行群众路线，依靠人民来创造历史伟业。其实，群众路线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其根源。从政治道理上讲，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独依靠科层体系来治理国家，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国家大小，人民之治都恒定大于科层之治。西方人讲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civil是文明的意思，civil society就是用文明的组织来组织社会，在科层政府之外，有教会、工会组织居民，这些组织多出现在工作场合。《周易》中的“否”卦与“泰”卦就蕴涵了群众路线的道理。乾阳之气上升，坤阴之气下降。“否”卦是阳上阴下，双方背道而驰，故“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而“泰”卦则是阴上阳下，自然上下相通，互补互强，使“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这就是“自然社区至上”的道理，也是当代“人民民主”的道理。基层扁平组织能做人民关心的小事，清运垃圾、治安、老人与小孩的问题等等，都是养小送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得靠社区自治的力量。依靠科层政府做小事的成本太高了，既不适合做，也不善于做。所以人民之治恒定大于科层之治。我把它总括为“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社区的小事比政府的大事还重要，基层比科层还重要。因为解决好小事，才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最古老的道理。什么是民心？民心不是一时一事的民意调查，而是对共产党的信任，让百姓都知道共产党是为我们服务的，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养小送老的利益服务的。“以小为大，以下为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做到这一点，我们必然能达到上下同心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越来越重视基层。通过这样一场疫情，我们就更加意识到了基层的重要性。基层是谁来领导的呢？我们有四五百万个基层党组织，他们所做的就类似于西方的civil society。西方人强调的civil society更多是在工作场合，而我们强调的civil society更多是在居住场合，在居民区组织大家携手互助、养小送老，解决猫狗的问题、房东与租户的问题等等。很多社会问题都要在居民区里依靠基层自治组织来解决。所以，共产党人讲群众路线，就是要依靠人民、依靠基层组织。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组织和动员人民，这是我们党的核心任务，也是近代以来呈现“党”这个概念的根本原因。反之，如果共产党脱离老百姓、脱离9000多万党员、脱离自己的基层组织，那么共产党的前途就会变得很暗淡。
《中国青年》：您提到，许多攸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小事，要在社区依靠基层自治组织来解决。我国有着悠久的社区自治传统，双轨政治、“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与传统社会相比，今日的基层社区治理与传统社会的基层社区自治有何不同？潘维：我国知识界以前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所以提出来“小政府，大社会”“皇权不下县”这类问题。这种观念框架其实是把共产党等同于政府了。中国共产党有9000万党员，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志愿者”。我们的党支部、党小组根本就不是“小政府，大社会”框架下的科层政府。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以1/10的成年人口，也就是党员，来服务于人民，党员既是人民的一分子，同时又有一个先进的团体，用西方的说法是civil society，是文明的组织。传统基层社会的这种组织，我们称之为“乡绅”。乡绅如果与科层体系中的治国理政集团同心同德，国家就很坚强。但在农耕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坚强的组织。而今天，我们进入工业社会，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主导的社会，这就要求更严密的组织。我们党在每个村、每个村民组和每个居民区的门栋里、在每一栋楼里，都有党支部或党小组，它是维护公平正义、组织服务居民的文明组织。我们的党是执政党，但它不同于政府的科层体系。如果从国家与社会两分的角度，很容易被说成是“大政府，小社会”之类。但其实，这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同心圆，这就是人民民主，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实行自治。所以我们党的基层组织，也就是人民的组织。而如果从政府大小来看，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的雇员，开支比我们大、人数比我们多，是否可以说，美国才是大政府？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把基层和人民组织起来，解决乱占停车位、建违章建筑之类的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变成先进有序的社会，把我们的国家和生产方式变成先进的国家和生产方式。所以，国家与社会两分的西式框架，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我们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同心圆，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文明的组织，是“现代同心圆”的圆心，我们四五百万基层党组织在居民社区里活动，组织人民、带领大家往前走，过上文明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的进步速度很快。
《中国青年》：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抗疫成效的取得离不开基层社区的配合与付出，阻断疫情向社区传播也是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据您观察，群众路线是如何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体现的？潘维：在我看来，党的群众路线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正反合题。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革命的胜利，靠的就是与人民打成一片，所以共产党最强调群众路线。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党的群众路线提到了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的高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富起来”更多依靠的是市场与资本的力量，但这一阶段，中国出现了较多的腐败。到了新时代，我们就要特别强调基层，强调党在基层自治中发挥领导作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也并不忽略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过去，我们没有市场，后来我们强调市场，而今天我们要把市场与动员人民的能力组合在一起，所以叫做新时代的合题。我们借鉴了传统的居民自治，继承了共产党人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又结合了“后30年”里出现的市场因素，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合题。这次抗击疫情，就显示出这种优越性。具体到抗疫过程来讲，动员人民、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很明显的，而市场的因素则表现为很多大企业和企业家大量无偿捐赠，包括对国外的捐赠；也表现为技术的力量，比如健康码、物流体系等等。所以，我们的抗疫，无论贫富，社会各界联手应对；无论年龄，老中青携手去做。这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扶老携幼，还有什么力量能打败我们？一百年前，我们真的是一盘散沙，谁都可以打败我们，所谓“八国联军”其实加起来不到3万的兵，就让四亿五千万人的大国，每人赔一两银子，这就是一盘散沙的结果。今天，我们把腐败的势头压下去了，也有了根治腐败的根本药方，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打破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可逾越的周期率的方法——“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把这条新路叫作“人民民主”。所以，共产党只要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中间，它就是一棵有根的常青树。国民党当年就是因为缺了这根或者根烂了，脱离了老百姓，所以才会被赶出中国大陆。《中国青年》：您之前提及，与传统儒家治国集团相比，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很强。那么，如何从“人民性”的角度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人民民主”？潘维：我之前说，从性质上看，中国政治体制不是西方议会政党制。在中国社会，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历来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权力机构。政治体制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这个统一的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民本理念，官员谋私，涣散分裂，就会成为家庭私利的代表，就会脱离百姓，脱离“人民性”，失去民心。一旦执政集团失去民心，就会被人民推翻，使中国“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从性质上看，若称以“人民代表”为主体的现代政治为“民主”，民本模式就可被称为“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可以说，人民性是中国体制最突出的特点。人民民主不同于当代形形色色的“民主”，如美英以利益集团划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以劳资妥协为基础的西北欧“社会民主”，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苏联“无产阶级民主”，以部落划分为基础的“部落民主”，以族裔划分为基础的“族裔民主”，以宗教信仰划分为基础的“宗教民主”。我国政治体制的人民性在于行政网格黏附社会网格，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也正因如此，我国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中国青年》：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政府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物资援助，中国企业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医疗物资，向遭受疫情的国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国际合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可以说，国际关系不只是利益的斗争，更有道德上的博弈。我国坚持道义外交原则，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意义？潘维：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在这次自然生物灾害中，我们对全世界的援助首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是很先进的。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中，就讲了我们的国际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三篇经典，是中国共产党的“圣经”，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的国际观，那就是我们愿意推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我们愿意为全世界做出贡献，中华民族也要为人类做出明显贡献。至今，我们已经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一半。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可能全世界其他国家会变成经济负增长，但中国全年会出现正增长，虽然可能没办法保持6%的增长，但相信会有出色的经济表现。这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再次，我们需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从而打破美国封堵和新冷战的企图，打破封锁和孤立。《中国青年》：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上台三年多来，美国的国际形象和权威一落千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本人的习惯性谎言、情绪性冲动和只顾一朝私利的内政外交，使得美国信誉受到二战后罕见的打击。美国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推卸责任，不断“甩锅”。您曾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据您观察，特朗普能当选美国总统，是否也在揭示西方民主的实质？潘维：对于这个问题，我思考的角度不太一样。我认为，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他们的政治制度，都是在他们自己土地上适应其条件生长出来的。而且，直到今天，在世界的眼里，他们的体制也依然比中国“先进”。因为他们确实已经领先两三百年了。我能为中国社会体制的历史条件做出解释，但向来也没有攻击西方的体制，不会说欧美的体制不适合他们自己。习近平总书记也讲，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世界的政治文明是多元的、五彩缤纷的，并非只有两种。日本的体制和美国的体制、德国的体制跟英国的体制其实都不一样，尽管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被标上了同样的标签，但不是一回事。据我观察，近20年来，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不仅中国变化大，西方各国变化也很大。至于美国，一方面由于霸权地位，来钱太容易了，但“easy come，easy go”。6万美元的人均GDP里边居然有1万美元用于医疗，使得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钱都跑到少数人和医药集团那里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一种使美国兴旺的制度，似乎正在走向堕落腐朽。美国人此前一直用相当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议会议员、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总统和法官。但近20年真的变了。20多年前，克林顿因为“拉链门事件”就被国会弹劾了。可是今天呢？美国总统公开地表现出种族主义情绪，作为世界领袖之一，却不愿意负起为世界提供公共品的责任，自私自利，加上性别歧视，这些都让我很震惊。我在美国前前后后生活了差不多10来年，但我觉得我不认得今天的美国了。欧洲也是分崩离析。此前建立的统一的欧盟，在这次疫情期间又逆回去了，大家自顾自，彼此封锁边境，开始以邻为壑，意大利没人管、西班牙也没人管，再也不是统一的欧盟了。所以欧美社会的变化都很大。我不会批评他们的体制，但我会说，这种体制确确实实在走向腐朽。今天的美国总统是人民选上去的，这是美国人民的选择，但人民似乎并不信任这样的政府。《中国青年》：据您观察，为何这二十年间，欧美社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潘维：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变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美国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作为全球霸主，美国占的便宜太大了，结果就会导致腐朽。孟子也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兴盛。我反对制度决定论，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一种制度，让所有人躺着睡觉就行了，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上层建筑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印钱就可以躺赢，直接让别人把东西送来，这就带来了它社会的腐朽。这种腐朽又使得他们慌不择路，我甚至怀疑，美国近来这么疯狂地攻击中国，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知道的还要严重得多。政府把人民的饭票发了，但是房租、房贷、汽车贷款、医疗保险呢？而且这种挣一天钱、花一天钱，“家无隔夜粮”的人太多了。美国现在拼命印钱、发钱，还指望这笔钱能被全世界所消化，而不会造成国内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如果这样，美元的信用在全世界的崩塌就为期不远了。说到底，财富是人民生产出来的，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印出来的。《中国青年》：3月20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表示：“就像柏林墙的倒塌或雷曼兄弟的倒闭一样，冠状病毒大流行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其深远的影响我们只能在今天开始想象。”一些学者预言，这场危机将重新洗牌国际权力结构，“加速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有的甚至直言，“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您如何评估此次疫情对全球化进程与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新定位能有怎样的期待？潘维：我认为，这次疫情会成为当下这个单极世界的一个明显分水岭，以疫情为标志，美国对世界的霸权领导地位将会就此终结，而且很可能出现一种全球化的退步。美国与中国，一个最强最富，一个市场最大，如果这两个国家脱钩的话，那还何谈全球化？而且，经历这次疫情，欧洲也会认为美国不靠谱，但欧洲也会警惕中国崛起，他们毕竟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跨大西洋联盟还相当密切，毕竟共享同一种制度文化、类似的语言、同样的信仰。所以，我更多预判的前景是区域化，全球化或将被区域化所取代，全球各个区域将会寻求自主自保。如果世界格局向着区域化方向发展，各区块内部将会更多地抱团取暖。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会增大，因为我们愿意全方位地与所有区块保持联系。但我们还会以亚洲为根据地，我们保持与韩国、日本、朝鲜的友好关系，与东南亚国家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今天，我们与东盟的贸易额已超过了对美国的贸易额，而且与拥有16亿人口的南亚以及广大非洲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外，与欧盟也尽量保持好的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我们今天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也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因此，美国与中国脱钩，我认为是一种错误而无奈的选择：如果不把老二打下去，那美国世界霸权的好处就很难保得住；但如果把中国推向冷战，很可能会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而且全世界的区块化对于美国而言，恐怕也不是很好的前景。《中国青年》：您所谓“美国霸权的终结”，具体是指什么？潘维：就是说，美国将丧失在很多领域的主导地位，比如贸易的主导地位，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金融的主导地位，甚至军事的主导地位以及高科技的主导地位等。现在美国全面封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国一时会比较困难，但是稍微把眼光放远一点，比如再过10年，在半导体领域，美国还会保持领先吗？它现在逼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里独立自主、奋起追赶，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出现它并不想看到的结果。我们要相信，中国是有这个能力的。20世纪60年代，我们就在美苏封锁时期，把什么都造出来了。今天封锁一个半导体，又岂能把中国封死？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全民的信心，美国刚公布封锁的消息，中国半导体上市公司的股票都在上涨，这充分说明了大家对于美国封锁的态度，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外来投资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显露无疑。这就说明，大趋势的强弱对比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就叫霸权的终结。《中国青年》：此次抗疫，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亦是对广大青年的大考。今日的青年是在互联网与全球化背景下成长的一代新青年。您如何看待青年一代在抗疫中的表现？据您观察，今日的青年一代具有怎样的时代特点？这样的青年一代，会对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带来怎样的影响？潘维：这次疫情中，我对这代青年人的感受很深。我刚回国时，在北大教的第一个班就是独生子女班，独生子女第一代正好上大学了。接下来这些年里，他们被贴上好多标签，“小太阳”“娇宠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都没什么好词。这是上一辈人对后一辈人的形容，是社会对这一代青年人的舆论印象，就认为这代人是在4个长辈呵护的蜜罐里长大的，也不懂得艰苦奋斗。但这次抗疫中，青年一代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国内的青年人一批批扶老携幼、冲锋在前，非常努力；国外的留学生比我们那个时代也不遑多让，他们从小就出去了，遇到大灾难后，不是留在国外，而是拼命往回跑。而且，这批年轻人很勇敢、很自信。我们这代留学生，如果人家说不能戴口罩，我们可能就不会公开戴口罩；人家骂我们时，我们通常就忍了。但今天，年轻人在欧美的大街上会公开戴口罩，在机场把自己防护得很好，而且对于别人为什么不戴口罩的历史文化原因也很清楚。这种勇气和自信，也颠倒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认识，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代人。相较于五星红旗下出生的“第一代新青年”“50后”“60后”和“70后”，我把“80后”“90后”和“00后”称为中国的“第二代新青年”：首先，他们没有贫困记忆，也没有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这种认识，而是在接连不断的中国经济奇迹中长大，形成了相似的“三观”；其次，他们没有经历冷战，也没有冷战思维，对冷战中产生的这套所谓学术话语体系越来越没兴趣，对于国家与市场干预两分，他们会认为不靠谱，不会简单地认为市场越大越好、干预越少越好；也不会承认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治这类两分，而是更加实事求是；第三，在国际事务上，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代人一样说“我们的成功全部在于跟西方的联系”；如果与西方的关系紧张了，这批年轻人也并不慌张，他们的外语能力和搜索信息的能力比我们强，拥有一种平视西方和世界的眼光。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扭转对西方的仰视，我们曾经宣扬“俯视”的视角，说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开始仰视，对西方十分佩服；但今天的年轻人就是平视的态度，抱持平常心，尤其是到了欧美社会看到其基础设施以后，甚至会觉得他们似乎还差一点。这次疫情也让身在欧美的年轻人看到了我国社会治理的高效与西方治理体系的相对无能，就会更增强这种平视的感觉。过去几十年来，我们追赶的势头很猛，对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充满信心，而且这代人也在很努力地去学习，缺什么补什么，这很感染我。这样，国家就会有希望，年轻人不走极端就是成熟。看到这样的一代年轻人，我会认为，我们最关心的奋斗了百年的目标，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与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平起平坐，至少往后30年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整个21世纪将会是我们的世纪。这批人肩负着冲顶和接好最后决胜一棒的任务，我对他们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