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前后两个三十年与新中国的明天 
2016-11-07

字号：小中大

    （本文是根据我的一个讲课提纲修改而成，原标题为《以中华合之道的基本理路，看前后两个三十年及未来中国的进路》）

    我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华之道及其最为核心、堪称大道的合之道；第二个是：从中华合之道的起伏大周期，看前后两个三十年；第三个是：新时代中华合之道的目标与未来进路。也就是，以我所系统发掘出的、中华之道的“道”与“理”，来讲清楚毛邓两个时期、两种道路的根本统一性问题。

    一、中华之道及其最为核心、堪称大道的合之道。

    中华之道，是我给命的名。但却不是我的发明。她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这是中华文明与世世代代中国人，一直信奉和依循着的一整套统系。对于这一套，今天多数中国人，虽然依旧时时日用着、却未必全然觉悟意识到。我只是重新为大家做一次全面的梳理和导引。其中，既包含着老子玄之又玄、万妙之门的道，也包含着我们百姓常说的“为官之道”、“持家理财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道。在这，它们是一个贯通一体的中华统系。

    目前，认识到中华有自己一整套的人不少，但能以道来统之、来系统总结阐释的，还未见到有第二人。这项工作，对中华民族和我们的文明来讲，必须要有人来做。因为，面对不懂你中华和世世代代中国人的老外，面对早已脱离了自身话语统系、一味跟着别人大谈中国人信仰的人，我们讲不清楚自己那“万变不离其宗”的“世代信奉”是什么，怎么能行呢？学界普遍认为，我们中国人是整体综合思维、或多元一体论者。这么看重总体与一统的文明，若没有自己的一整套，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

    “中华之道”，一定不能是“中国之道”。很多人可能没多想，“中国”与“中华”有什么不同？简单地说，“中国”，它总体上是定位于民族国家的，是界限分明之主权疆域国家的指称。这个概念，只能覆盖中国这个国家，却装不下昔日作为文明体存在的、远超实际疆域范围的整个中华文明。而“中华”的概念，不仅包含一国之“中国”，还尤其能够如实反映我们之前那个文明性的大一统国家、以及拥有庞大漫射“文明圈”的中华文明体。

    资料显示，直到大清之时，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体，仍有19个藩属国、臣贡国。这些藩属国、臣贡国，就像地球的大气层、卫星一样，是整个中华文明体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部分。若用“中国”这一后来被重新定义为民族疆域之国的、失却了原有指向性和包容性的现代概念，不仅会阉割我们这个屹立了千年的中华文明体、抹杀我们独特的中华文明史，还会助长“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会让人们误以为人类再无其他的文明路径、甚至更好的文明演进模式，曾经存在过。

    关于中华文明主行的是合之道，可从多方面来证明。有兴趣的，可读几本关于合学、和合学方面的书，也可看看我的合之道理论相关文章。这里，只提示以下几点：

    第一，大家想想，中华早期的神话传说和很多图腾，比如伏羲、女娲、龙、凤、麒麟等，是不是都有一个相当统一的特点，那就是：毫无例外地，皆是多种动物、或人与动物的杂合体、结合体？这种“杂合”、“结合”，或者说“多形拼合”、“一体兼具”，在根本上，显然是一种“合”取向的集中体现。

    第二，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国人最根本、最核心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境合一。不管天人合，还是知行合、情境合，其中任何的一个，哪个不是以一个“合”字，构成其基本关系式的？多数时候，中国汉字的人一口“合”、跟禾口“和”，所表达的意思相同或相近。不知大家注意到没？中国人在合、和这两个词上的成语名言，既为数众多，又多是带有根本性的。这在地球上其他国家和民族那里，这是极其少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中国人极其重视生命。甚至有人说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就是“活着的文化”。我们不仅特别重视人的吃喝防病、长寿养生，我们甚至还将这一根深蒂固的执着信念，推展、贯穿、刻写到自己整个文明的身上去，使之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生生不息生命力和唯一“活了”几十个世纪的文明！“活着”与“活下去”，说到底，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主体，紧紧贴合在那历史发展的“过山车”上，不被它抛甩开、碾压碎。这，是不是一种最根本的“大合”吗？

    第四，近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道统”、“大一统”等，其实便是“合之道”发展到极高层级后的最伟大成就。“统”，是什么？就是和合的极致，就是合到最后时的九九归一、终成一套嘛。道统、政统、治统、学统等，两千多年啊，都只是在发展、而未曾更改，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们在“合”上的功力与成就吗？（说明一下，我这里所讲的“道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儒家“道统”；“大一统”也不仅只是王朝国家的、而是整个中华文明的）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在根本上是依循合之道的，中华文明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大合文明。而且，我们的文明在进入到近现代之前，就已全方位地攀上了人类合之道的最高峰。合、大合、统统地合于“道化大一统”，乃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文明所一直携带的最强基因。即便代表最高思想理论成就的儒、释、道，也都只是中华这条生长一切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合之道”长长瓜藤上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西瓜而已。

    在第一个大问题的最后，再简单强调几点：一，分与合，作为一种系统认知与全面考察的方法，上可用于国家、文明、人类、意识形态、电脑世界、整个宇宙，下可用于这样那样的社会群体、每个个体、乃至我们每个人的身心及感情、认知。二，人类文明发展的路径千百条，昔日的主干道，却只有两条，那就是合之道与分之道，且尤以“合之道”是那长期主导性的、众行宽广的大道。三，中华，有幸成为大合文明之道上的佼佼者，我们要知己之本、之长，以返本、开新。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从中华合之道的起伏大周期，看建国以来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也就是，以中华文明合之道的基本理路和宏大视野，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这是李鸿章语）和正在经历涅槃重生的中华文明，进行一次粗线条的系统梳理，从而回答“前后两个三十年”，为何看似那么地大为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却在根本与总体上，并非是相互否定的，反倒是非常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有这样一个重要论述：我们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思想理论界把这简称为“两个不能否定”。这无疑是一种应有的正确态度，也可以说是我们看待这段历史的一个基本原则。光有明确的态度与原则还不行，我们还必须“知其所以然”、和在理论上讲清楚这是为什么。

    关于“两个不能相互否定”，当今中国的理论界，就没人能令人信服地讲清这其中的道理。我们用分合之道的理论，却能轻易地将这个问题讲个清楚明白。

    当我们以分之道的理路，来看新中国这“前后两个三十年”时，便会紧抓这两个时期的相悖、相异（差异的异）、相分、甚至相反的某些特征；从而按照一种不断过分夸大两者间之对立与否定的路数往下走。这是很多人从中“拔不出”来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按照我们合之道的“合”理路，该怎样来看待、讲清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判定一个历史时期与另一个历史时期，究竟主要是相合的、还是相分的，必须从总体与根本上着眼。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嘛。

    就新中国之生存发展的全局来看，前一个阶段毛主席路线的三十年、和后一个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说到底，是不是都极大地有利于、帮助到、提升推高着我们这个新中国和亿万民众了？只要都做到了这点，那么，在根本上就是统一的、相合一向的。

    其次，从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总视野上看，无论被视作“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还是“先富带动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三十多年，二者在使我们的文明，走出低谷、重新迈向复兴路上，终究都是一致的。当我们紧盯两阶段所面对的不同的突出现实需要，把看似不同的它们、放到同一个动态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去看时，前三十年、先确保独立自主，后三十多年、再追求繁荣富强，其实不仅在逻辑上是连贯、统一的，甚至在分步转换上也是极其自然、有序的。

    如果这样说还显得过于一般化了，那么，我们再来从合之道中华文明的大周期规律方面，做一种更有说服力的阐述。

    合之道文明，尤其是早前基本实现了“道化大合统系”建设的中华文明，其兴也、衰也，皆是根本遵循着“合”的原则和规律的。通常来讲，当它越有需要“合入”的异质力量或文明时，便越是充满生命的活力和融合扩展的超凡能力。反倒是“活水注入”或外强威胁消失了，自身也就会闭锁成一个“死潭”，步入停滞、衰落、甚至坍塌、分崩。

    这是合之道文明所特有的、不变的规律。一言以蔽之，就是：每一轮的兴盛与衰败，皆是起自于拥抱新合，而落败于自我闭合。这也符合“生于危难、死于安逸”的人类发展总规律。

    以五千年中华文明大的起落周期看，我们曾经历过两次大起伏，现在正在开启一段新的大兴历史新阶段，也就是第三轮兴盛的大周期。

    前两次大的起落周期，一次是，自炎黄促成中华民族初步统一开始，到周朝末年春秋战国之乱结束；

    另一次则是，从春秋战国的过渡时期走出，正式起步于秦汉雄起，直到两千多年后清王朝坍塌。

    这新的第三次大合周期的序幕，则是从辛亥革命后，便拉开了。目前，已是序幕的尾声和全面复兴的黎明了。由于合之道，根本上是艰难渐进、费时费力的；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历史发展的实际看，它都要远远长过“分之道”的兴盛期。我中华新的这一个周期，一定不会短于西方崛起的三五百年，至少会走500到1000年的大合兴盛路。

    如果，对中华文明这三次大合的起伏兴衰周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便会发现：同样都是合、都依循着合的基本规律，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内外现实背景下，还是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的。第一次的大合，总体上，是以一种“天人合”为主线的；第二次的大合，是以一种“内外合”为主基调的；第三次的大合呢，将会是一种以“中西合”为主的“综合智能合”。

    第一次的大合，主要是“天人合”（自然还有成就“华夏”的“文明合”）。这个不难理解。因为在文明初创初成之时，主要的问题与矛盾，在于人、如何才能更好地在险恶的天地自然间生存下去。所以，无论炎帝黄帝、尧舜禹的初创文明、遍尝百草、大兴农耕、开渠治水，还是夏商周的天象历法、卜占周易、敬天制礼等，都以“天人合”为主线。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内外的合，总体上皆是在此大背景下、并围绕着这一大进程而展开的。这一次，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总基调、总性状、总形制、总走向。

    第二次的大合，是在“天人合”理念全面确立起来、并得到多向贯彻推进之后，又遭到四方蛮夷戎狄外部力量的冲击情况下，转而由周朝末年和春秋战国的解体、大乱，重启的新一轮“内外合”强劲进程。现实层面，最主要的“内外”，除了我们一直按照儒家“内圣外王”道统所展开的内修身心与外成功名、王朝治理与士绅宗族化的乡村自治之外，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另两个重要的维度、或事关中华文明发展大局的内外关系。

    第一个是，中原华夏与四周外强的内外关系。在考察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时候，中国的历史界、思想界，对被我们称作“蛮夷戎狄”的周边力量、尤其是他们对我们整个文明极所起到的重要塑造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其实，无论从内外因共同作用的逻辑理路看，还是从这两千多年的大周期兴衰来看，可以说，起与伏，甚至第一轮的衰落与解体，都跟此，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不能仅就中华看中华，我们应有一种站在中外文明相交背景下看中华文明的广阔视野。

    从周朝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第一次的大跌落，不能说跟北方、西边的胡人与戎狄等草原游牧民族的强势崛起，就没有必然的关系。那时，为何会有“胡服骑射”？为何会有最初的修筑长城？为何会有一个个老牌强国的谋求“变法”？为何会令全天下纷纷放弃早先坚守的道义规制、走向比拼征战实力？可以肯定地说，这一切，都跟外部草原游牧民族力量的彪悍强大，及不断冲击、撞击，密不可分。

    从道理上讲，这也符合逻辑。我们之前的文明，尤其是后来越发成熟的商代占卜、周代礼乐文明，固然尤其看重天意道义、极具人文化的升力（或如我们今天所讲“精神文明”成就非凡），但以此主导、甚至代替直面现实的统治治理，放弃了对力量、生命活力的应有追求，则未免有些太过偏颇迂腐和自以为是了。所以，在那时，面对内外兴起的现实派、力量派、甚至野蛮族群，它几乎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便迅速地走向了四分五裂、全面瓦解。

    从那时往后，这种被我们称作蛮夷戎狄的力量派异族，就像华夏大地的梦魇一样，几乎一天也没有远离过我们。他们的长期存在、不断进扰和侵略，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在接下来的这两千多年里，之所以能够崛起“强秦雄汉”、大隋盛唐，跟这种文明内外的“大合”互动，直接相关。因为，无论是学习借鉴之合、通婚和亲之和，还是包容协和之合、和而不同之合、开疆拓土之合、统一化合之合，归根结底，都是积极主动地、以前期较为自信的优势姿态，实现着一种不同质民族或文明间的“内外合”。

    到了后来，宋元明清时代，这种“合”，有些变味、有了更多的无奈、甚至被动屈辱。从被迫签订盟约、以金钱财物换和平；到后来的被打败、被异族统治，却反过来以文明的力量收揽、含合一个个的强权者。不管怎么说，按照合之道的理路来讲，这种不那么令人自豪的合，毕竟同样也还都是“合”，都还是属于“内外合”的范畴的。这里解释一下，我所讲的“合”，主要是分合的“合”、而不是和谐的那个“和”，就是因为这个“合”更中性、更包容、更可多层细分、更具无限广泛的适用性。

    再来说这两千多年“内外合”的另一个重要考察层面：文明体与文明圈。在中华文明的视野及话语中，还有一个，就是王朝之国为“内”、文明辐射圈国家地区为“外”。那些藩属国、朝贡国等，跟早前的蛮夷相比，既不是“非中华”的，但又不是中华核心区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创新性的、特有的“内外合”。

    要说的是，这“内圣”与“外王”、王朝治理与士绅乡村自治、华夏与蛮夷、文明体与文明圈的“四大内外关系”，加上基本的“天人合”、“知行合”、“情景合”、“儒释道诸子合”等，是考察后两千多年中国史之“大合”的基本维度。

    再往后，到第二轮大周期的末尾，又有了一个极大的变化，那就是，所有东方世界的外强，能合的几乎都合了进来——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一回，1840年前后，让我们遭遇到的，是一个之前从来未曾见识过的、同样是主干文明之一的西方。

    西方，跟之前黄帝要统一的混乱部族不同，跟两千多年来周边的戎狄、胡人、南蛮、匈奴、蒙古、满清等也不一样，它们是另一种理路截然不同、且也实现了高度统系化建设的文明，而且还是一个相遇时，已开始积极主导人类近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傲慢甚至蛮横的优势文明。

    与当年戎狄、胡人等力量的崛起近乎相同，这种西方强势力量架着炮舰而来，恰恰碰到的也是我们文明的另一个低潮衰败期。这样的碰撞与冲击，自然地，也只会令我们这个陷入故步自封困境的文明，加速地走向陷落与衰败。

    这，同样是内外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这时开始，走过“天人合”、“内外合”两大历史时期的中华文明，在经历一段混乱过渡期后，也必然地要迎来第三次“中西合”的新周期和新进程。

    “中西合”，应是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总基调和主走势。正如，处在当年春秋战国乱局下的绝大多数思想家们，不可能看到而后两千多年艰苦卓绝的“内外合”进程会是怎样的一样，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也很难看清这接下来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是一个怎样的“中西合”过程。不过，只要真正看到了、明确了其总体上会走向“中西合”，我们就还是能够通过研究与探索“合”之道的规律、以及前两次“合”的周期性表现，更好地看清大势、预测未来的。

    虽然，时代是不同了，我们所面对的被整合或被融合者也有了新的变化，但中华文明这个最会干“大合”之事的智能机器，在大的方向与展开步骤上，却还是会遵循相同、相近的原则理路的。

    我们说，合，从来都是一个相当复杂漫长和循序渐进的过程。不管其如何地漫长、如何地复杂，通常来说，却也总会遵循着一些近乎相同的基本步骤。主要的，可以划分出这几个不同、且递进的时期来：

    第一个时期，是序幕期，其基本上都是以相遇、相接触为主要标志和主基调的。也就是说，只有先遇见了、见识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地去“合”。

    第二个时期，主要是试探、甚至碰撞，包括比较有限的浅表层交流、或军事上的交手过招。其实，碰碰撞撞、打上一打，也是一种“合”的特有形态。毕竟，这打，也是要相遇、要接触，也是一个交手相会的过程，除非一击摧毁之，绝大多数都是，打中有交流、打中互鉴、打后会妥协、终究会混合乃至融合。

    第三个时期，是在碰撞的基础上，开始互鉴、学习、引入、拿来。也就是一种初步的“合”或“混合杂合”。

    第四个时期，是反过头来，要在自身的统系上，进行系统的改革和重构了。因为有异质的东西要纳入，自身原有的体量容量、统系体系等就不够用、就会不适应。如此一来，便必然会要求中华文明，在思想理论上做出重新的系统梳理和规划。

    第五个时期，便是实质性地展开“合”的主体工程与主升浪了。这个过程会更曲折、漫长。

    无论前一轮，我们跟自己周边蛮夷戎狄的“相合”，还是这一次遭遇西方后开启的新一轮“大合”历程，不同之处有很多，相同的始终是第一时期的相遇与接触，第二时期的有限交流与碰碰打打，第三时期的各种拿来与交杂初合。

    第一时期的相遇与接触，就不说了。有限的交流与碰碰打打，从1840年开始、甚至直到抗美援朝后，才在大体上宣告结束。这期间，抗日，对的虽说是原先中华文明圈内的日本，却早已是认西方为娘的变脸“狼孩”了。

    至于第三个时期的交杂初合。从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北洋时代开始，直到今天全面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都在一直进行着。

    从炮舰器物、工业生产、组织体制、思想文化的递进拿来与纳入，我们固然，能够发现这种“合西方”历程的逐步展开过程。不过，若要更分明、更全面、更如实地反映这一轮历史发展的实际和脉络，我们便需要很好地来审视最具实质性进展的几个历史时期，便需要搞清楚有先有后、彼此接续呈现的“三步走”。

    大家都知道，在这新一轮遭遇、吸取、并将兼容西方文明的进程里，出现了一个之前没有过的情况，就是，在西方自身的内部、特别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化体内，有一个“叛儿”、一种为其“掘墓”的力量。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所领导共产、社会主义运动。

    在截然相反的力量内部，有一个“叛逆者”，这就像“敌人的敌人、便是我们的朋友”一样，自然地，需要新力量刺激的中华民族与文明，没多迟疑，就选择马列和共产党。

    马列主义和共产运动，有自己很多很多的优长。对我们所处时代来说，最大的优长就是：人民革命的思想、以及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运动。这，跟中国的重新立国、中华民族的重新站立、中华文明的保住自身源脉不断，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也是可以借势而为的。不仅如此，两者还在总体上，是同向而行的，契合度颇高。所以，不管当时和今天的人们，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了，也不管是否在自觉主动地拥抱它，中国这轮实质性的大合第一步，选定它、并从此处起步，实属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是那个时代的伟人、英雄，所以，他顺应了时势，很好地推进和完成了这第一步的马列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我们常讲的“结合”，是什么？“结合”，就是“合”，就是“合”之基本形式里的一种嘛！

    从这种“合”的维度来看，可以说，是毛主席找到和引领我们走上了一条现实可行的、实质性大合的大道！是毛主席帮助“起死回生”的中华文明在新的时代里，迈出了最具开创性、最为正确的第一步。

    这次“结合之合”，对新中国的未来和整个中华文明之道的再度复兴而言，把革命搞成了、把政权夺取了、把马列主义优先揽入到怀里头来了，固然极其重要；但长远地看，有一点或许更重要。那就是，“结合”，而不是教条地照搬、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既为以后的“合之道”定准了一个基调，更实实在在地使这种“结合的结晶”，成了我们称作“新中国”之主体体内的新基因。接下来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非常强势、且毒性极大的西方现代文明深层“相合”“混合”时，还能保持根基稳、不变色、走自己的特色路，与此的关系，那不是一般地大！

    70年代后期，邓小平开创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时期。很多人就看不明白了。认为这是一下子从左、跑到右去了，是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跑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另一边去了。

    其实呢，以“合”的观点理路和分步进程来看，第一，邓搞改革开放、主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引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根本地，也是一种“合”，只不过这是嫁接式的“捏合”、“混合”罢了。这一轮中华文明的大兴周期，最终目标那是一定要将其总体揽在怀内的，不在当时搞，迟早也是要搞的。

    第二，“合之道”新一轮周期的展开，往往也得先易后难。对一个积贫积弱、刚刚从谷底向上爬的民族和文明来说，先携手最接近、最好携手的马列，优先解决了夺权、统一和国家独立自主的问题，后面接下来的第二步，也应是致力于富强和更加主动地去吸纳、融合那异己的文明力量了。

    第三，这些年我们所走的，是一种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咱若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仅从这组概念的三个主要概念元来看，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特色的，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合”、甚至是带有一定初期阶段“杂合混合”特征的“合”嘛。

    常有不少思想文化学者和忧国忧民者，讲现在的中国如何如何地“乱”：没有明确统一的信仰、价值观、坚实依循、甚至明确的出路和方向。

    现如今的中国，“乱”吗？——也乱、也不乱。或者根本地看，“乱”和“不乱”，都是“合之道”新一轮扩展前行的该阶段之必然，都是有着明晰的轨迹和走向的。以“合之道”理路看，所谓的“乱”中，那也是有着一条“合”的不变主线索、始终有条不紊地在安排着一切的。

    讲两点：首先，从整体上看，“三千年之大变”后、有“大乱”，这是自然的事。回望一百年，这“乱”的部分与量级，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有限了。辛亥革命后，那是全面的大乱；到了民国后期有了一定程度的统一、但仍很混乱；再到建国后，很多秩序建立了、有些方面仍很乱；直到今天，已经把经济、法制、社会秩序等都基本建立起来了。有乱，主要也是越来越集中在思想文化和未来路径等有限的部分与层面了。

    其次，即使总体上，还是显得有些杂乱。这也是合之道在这个阶段的一种必然、一个过渡。按照我们关于“合”的前期几个阶段之论述，对西方文明、资本主义那一套，从早前的接触、碰撞，已经到了开始 “捏合”、“杂合”、“混合”、甚至“结合”的阶段了。这个阶段，因为距离全面的结合、融合、交融出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杂处一炉、相互碰撞的特征，必然十分“扎眼”。可是，就像原先各阶段都有很多的“乱”一样，它们最后，不是也阻挡不住我们中华文明前行的步伐吗？

    不要被眼前的貌似混乱所蒙蔽，只是做简单的负面理解。从我们这个“大合文明”的动态发展全程来看，今天的形势，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好。不是一般地好，而是非常地好、特别地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因为，就新的“大合”而言，先要把所有的材料备齐、拿到自己的地界来吧？举目望去，直到今天，能够将马列、西方、大道文明传统和本国现实发展道路，“四流”齐聚一处、实现“混合”“结合”的，除了我们的大陆新中国，还有其他第二个吗？

    换种视野与理路，最“乱”的一副牌，马上就变成了一幅最好的牌了。因为这种“乱”，不是破败纷乱的乱，而是驳杂初合的乱。现如今，在新时代的“大合”起步处，除了最重要的“中西合”之外，在其他诸如“公私合”、“城乡合”、“虚拟现实合”等方面，我们也都人马齐备、队形展开了。

    这对“怕少不怕多”、“忌单不忌杂”、难为“无米之炊”的“大合”之道来讲，其实是最难得的。既然，该有的、都汇聚一炉了，该奠定的格局、也已基本上奠定好了，未来，迎来“大合”“主升浪”，不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到这里，该进入第三个大问题了：新时代中华合之道的目标与未来进路。

    今后，中国将会做些什么？该怎样去做呢？

    总的来说就是：要把马列之道、西方之道、中华传统之道、现实中国发展之道，这“四大”各不相同的“洪流”、或力量、理路、建构等，在新的、更加“大一统”的架构下，各就各位地安顿好，从而形成一种有分有合、智能统一的中华新文明、乃至人类未来的新文明样板。

    一言以蔽之，也就是通过杂合、结合后的进一步融合、融新，为自己的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培育与发展出一种接替后现代文明的新文明来。这是一个很多人都还没有自觉意识的长期目标与必然进程。

    就短、中期的目标和进程而言，“新中国”，若要“合四道”成一统、为一体，给全人类贡献一种新文明的样板，预计还要先补走一段路，即：要在“合马列”、“初合中西”之后，重新梳理和认清我们的中华文明、中华之道，走好“合古今”的第三段路。

    理由有四：

    第一个是，我们前面，先后以“结合”与“捏合”的方式，“合”过马列、“初合”过西方，却就是没有以现当代中国之身，真正自觉全面地、实质性地“合”过我们昔日五千年的文明传统！

    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先来一个不大不小的转向，不先用大体同样长的数十年时间搞一个复兴与重构的历史时期，我们便不可能取得自身新文明发展的主导权，便极有可能将这新一轮的“大合”、变成一种可悲的“被西方合”！

    第二点是，今日的“中西合”，在经历被动和主动的拿来、及其初步的“混合”“结合”以后，已经来到了思想、文化、体系、制度等，这块更为根本、也更加难以前行的深水区了。再在这分道扬镳、差异极大、纷争不休、或将撕裂整个中国社会的区域里，一味地用使大劲、用蛮力，可能会劳而无功、甚至适得其反。

    未来几十年，要想自身稳定，凝聚所有海内外的中国人，几乎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朝着复兴文明之道迈进。因为，但凡中国人，就都愿看到中华文明的再度复兴。这是最能达成普遍统一的。

    第三点，回归与复兴大道文明，乃是中国人恢复和激发更深层自信的需要，是新时期的大势所趋。习主席今年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另外追加了一个“文化自信”，并特别强调，所有的自信，归根结底是根植于这第四个“文化自信”之上的。

    说白了，如果我们看不到中华文明在人类三千多年历史中、曾经领先了两千多年的光辉成就；如果我们自己都搞不懂中华文明之道好在哪里，那么未来的中国，将无法自觉自信地主导今后的“大合”进程，就更谈不上成为人类新文明的榜样了。

    第四个尤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文明，的确很了不起、很有自己的一套；却在这百年里，被解读、被贬损得，专制邪恶、丑陋不堪、一文不值、不值一提了。

    由于有这百年西方冲击导致的文明割裂，有整个中华文明上层统系的全面坍塌，有西方话语、甚至马列早期理论家因不熟知中华理路所导致的诸多误导误解，给我们这个理应天然合的“古今合”，反倒制造了极大的混乱与隔阂。不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靠着那个偏见与误导下苟且、蜷缩的文明，是无法有什么大担当和大贡献的。

    所以，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自己的传统一直都在身上带着的”，无需“多此一举”、花费时间，再搞一次重新的承接与整合了。

    相反，在对自身文明与传统，有着极大的系统性偏差认识的情况下，不先去做应有的全面扶正、系统正名工作，注定会出现古与今之间极大的“不合”。或者会被认为尽是糟粕，有什么好“合”的！只有先全面地去纠偏和澄清，才能理出一条千百年恒久不变的理路脉络来，才能在先搞好“古今合”的基础上、再去做中华主导下的“中西合”。

    要实现民族复兴，不能不依托文明的复兴；要融新与开创一种“新文明”，首先也得搞清楚我们昔日的中华文明与文明之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如此一来，真实重现与全面发展文明，便意味着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无论从思想理论上、还是从社会实践上，都必须将“合”的“主战场”，锁定在和转移到自身的文明上来。

    近些年，文化、传统文化，是高频词。未来几十年与更长时间，文明、中华文明，将会是主导思想理论界的新话语平台。

    文明与文化，有很多的相通、相同、重叠部分，但却绝非一回事。只讲一点，文明，是一切精神与物质创造的总和，是一个为总的概念系统，而文化则是多分的。我们可以说有一个统一的中华文明，我们却很难说中华文化的统一模样是怎样的。

    文化主分，文明主合。只有站位于“文明”的概念平台之上，我们才能真正自觉地行“合之道”，才能正式开启新一轮“大合”新文明的光辉历程。

    别的不多讲了。最后再讲一个问题。这个，对我们国家选择未来的出路、进路，尤为关键。它就是：中华社会的重塑再造与创造性大发展。

    无论复兴事业、还是创建未来新文明，注定都要在思想理论上来一次大的变革或者革命，都要具体体现和最终落脚到社会的改革建设上来。下一个阶段，对社会的重建深耕与系统整合，将会是我国一切事务中的重中之重。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讲：经济改革成功之后，再进行政治改革。我的看法是，在经济改革与政体改革完善之间，还得有一个不应少于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历史时期，要好好干干社会改革与创新建设的这件事。这，也是复兴文明、开拓新文明的是根本需要。

    具体理由，一是，社会改革与建设，乃推进政改、完善体制的基础。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只有在社会的组织化建设和公平正义原则得到充分地体现后，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善与创新，才能有根基与条件，才能明确方向、搭建架构，才不至于引发国家社会的大冲突、大动荡。

    二是，社会，本身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文明的最大稳定器、压舱石，也或是“定时炸弹”。苏东剧变，直接原因是经济与腐败。但根本地看，那种一味强化国家机器和战时公有制，却偏离了社会主义最该好好搞得社会建设的大道选择。

    社会，既是伸张公平正义、调合化解各种重大矛盾（包括贫富悬殊与各种腐败）的中心枢纽地；更是国家遭遇风浪时，足以锚定民众民心和规约倾覆力量的“防洪沙袋”。不在此最贴合民众民心的地方搞建设，一旦溃堤，万劫不复。

    三是，社会，更直接地关系到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生存生活质量与幸福满意度指数。人们有吃有喝、富裕起来了以后，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安顿之地、镶嵌之处，主要的就是社会。不想去西方过那种“好山好水好无聊”生活的，也是冲着中国自己这种丰富饱满、有牵有挂的社会生活留下来的。

    四是，文明体，立足的基础是社会。没有社会的文明，便不可能有新的道德秩序、新的健康文化、新的中华文明！

    新时代的“大合”，在哪个“大熔炉”里才能来“合”起来呢？还得是大社会。按照中道方能大合的原理，社会，处在全民与个体之间兼容并举的中位、中枢上。在这里搞个大的作业场，把它理顺了，便可实现上下两极的兼容、社公与资私的统合，从而使“四流”很容易实现合一。

    中国古代，之所以会呈现一种千年不变的“超稳态”特征，关键在于，我们从来就有一种分格有序、极其稳定的社会组织和乡村宗法社会形态。有了这，即便“城头变幻大王旗”，文明体及其“道统”的根基，仍旧“我自岿然不动”。

    社会，是一种稳定有序的自洽合大系统。当社会秩序与形态建设好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便是稳的，人心和人的各种依循也都是有序有规的。甚至可以说，有了这种足以安放每个人身心的社会组织形态后，连宗教信仰都难吸附更多的民众去追随它。因为，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化的关系生态中，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是有依托的，都是可以安安生生地安顿下来的。这样的有血有肉的生活，本身就包含了对生活本身的信仰。中国未来，一定会把整个的重心，转到社会上来。

    五是，从新中国发展的历程来看，我们在1949年夺取了政权之后，首先展开的是国家机器的建设、或者叫国家治理。这是第一步。当国家治理基本搞顺搞定以后，接下来更深入广泛的推进，便必然要于内搞全面的社会治理、于外搞全球治理。

    现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已被我国政府明确地提出来了；“社会建设”也被纳入了“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中。以后这方面的努力与作为，或许会大大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当前，改社会组织“审批制”为“备案制”的试点，下放部分国家行政职能给行业协会组织，社会化的服务、医疗、养老，混合制经济及社会化企业的诞生，以及更加关心大众社会化生活等的种种举措，已经显露出了一定的端倪。这个进程，未来将极有可能以我们始料未及的方式加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