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教材批评之三：中国文化真的很少“送出去”
( 《文化生活》（必修IV）第三课第二框的课题是“文化在交流中传播”，这一框考查了三个层次，第一，概括了现实生活中文化传播的途径，第二，分析了大众传媒是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第三，鼓励同学们要做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其中最后一目，简要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促进文化传播的几位重要人物，最后提出了要“做文化传播的使者，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
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现象。理论上，交流是双向的，这意味着A国的文化可以向B国传播，也同时需要B国文化向A国传播。但是从历史上看，一方面，这种交流并不是对等的，即A国文化向B国的传播中，并不一定会有B国文化向A国文化传播的现象出现，历史上出现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往周边和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现象，反过来看，却很少出现其他地区的文化向该文化区域传播，“水往低处流”的现象在文化传播中也完全存在，汤一介先生指出，“文化之间的交流，可能存在着一种单向的流向情况，如果不把这种情况绝对化来讨论，那种在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态是更为常见的。”（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月第一版，P24）比如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向世界各地传播，欧洲以外的地区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一个长期的过程来考查，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到如下问题，即A国的文化一直没有或很少出现传播到B国的迹象，即使由于某种原因传播出去了，也没有为对方接纳、吸收，以至于最后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自近代以来，我们只看到中国逐渐地开始吸收和学习西方的文化，“而西方各国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大量地吸收我们中国的文化，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月第一版，P24）
今天，我们在文化上也已经“走出去”了，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地开花，但尚未结果。不过，返回到历史的深处，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是不善于，也不太乐意“走出去”的，孔子不是说了“父母在不远游”吗，相信他老人家也未必喜欢把他派到非洲、美洲、欧洲去做文化交流大使的。
人是文化交流的唯一主体，人的活动--通过商业贸易、战争、迁徙等等，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民族都会积极、主动、有意识地把本国的文化向外传播，这不仅受制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交通工具、信息技术、经济水平等等，还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背景下所形成的人的观念、意识、传统。
《文化生活》P37指出，“古代中华文化曾源源不断地向外传播。从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到晋朝法显的南亚之行，从唐朝玄奘西行到明朝郑和下西洋，历代志士仁人、学者高僧、工役商贾不远万里、不避艰险的文化之旅，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仔细阅读这一段话中，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澄清：
第一，古代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向外传播，所谓的“曾（经）”主要是在什么时期？传播到了什么地方？有那些重要的文化传播出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语焉不详。
历史上我们很少看到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情况发生。葛剑雄先生对此有这样的分析，“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汉、唐是最开放的，但即使是在汉、唐，开放只是允许外族、外国人进来，而不会让汉人、国人外出，更不会主动派人到外国去学习交流，因为以天下自居，坚持华夏诸族优于其他民族的人自然不认为有此必要（玄奘取经，并非合法出境，而是偷渡出去的，不是政府派遣的）。”（葛剑雄，《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编年自选集》，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P466）
第二，从传播的主体来说，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中国的士大夫（中国文化主要的代表人物）很少有自觉、主动地向外传播文化的观念，也难以找到这方面的典型人物。事实上，正如汤一介先生的分析，就是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欧洲在16、17世纪受到中华文化影响这件大事上，主要发挥传播作用的是西方的传教士，“到了16世纪末，由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宗教、哲学、艺术、科技带进中国，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并在那里的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几乎都不是由中国人传授的，而大多是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中得到的。”（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月第一版，P25）
第三，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但是却没有舍身传法（中国文化）的人。教材中特别提到的几个主要人物，汉朝的张骞和明朝的郑和，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文化传播，而是富有某种特殊的政治使命，当然我们也并不回避他们的活动确实也起到了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至于西晋的法显和唐代的玄奘大师，他们都是“取经者”，而不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所以将他们两位放在文化传播者的位置上，显然有悖于史实。历史上，“我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并没有自觉地、主动地把中国文化相应地送到印度去。”（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月第一版，P233）
第四，历史上，东亚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很大，但是，日本、以及今天的韩国、东南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不是因为郑和这样的人，也不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自隋唐以来，朝鲜半岛和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但多半是他们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到中国来取经，从而促进他们的文化发展，但大多不是我们主动地、自觉地送去的。”（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月第一版，P25）“唐朝的文化，吸收了不少外来的成分，但是从未有过自觉的学习意识，尤其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同样，唐朝也没有产生过把自己的文化传播或推广到外国去的打算，而只是允许外国人来学习。…同日本学者不惜葬身波特，一次次加入遣唐使团留学唐朝（唐代大诗人李白和阿倍仲麻吕的友谊，是最好的见证），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四大发明的造纸术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靠的是怛罗斯战役中的唐军俘虏。”（葛剑雄，《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编年自选集》，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P288）
历史上，“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有较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在传播自己的文化上则缺乏自主性主动性。”我们是很少自觉地、主动地把比较优秀的文化送出去的。因为自古以来，“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强调每一个家庭、宗族、聚落、政区以至于整个国家自给自足”（ 葛剑雄，《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编年自选集》，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P255），“这种社会缺乏开拓性，比较多的是注重守成，因此不太注意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在制度和观念上都压制着开拓精神”。（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月第一版，P233）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人的心态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作为历史过程中的人，作为被传统文化所潜移默化的我们，仍然值得反思的是，“中国…离真正的开放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主要是我们还没有确立开放的观念，没有一种真正的开放心态。”（ 葛剑雄，《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编年自选集》，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P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