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为什么今天很多精英不知道自己没文化?

2019-10-08阅读

孔庆东: 为什么今天很多精英不知道自己没文化?

2019-10-07 10:58:06  来源:红歌宣传队    作者:孔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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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作者发问,为什么今日中国专业人才遍地,但有文化的综合型顶尖人才却越来越少?是什么阻碍了顶尖精英的出现?一方面,有文化的无技术,懂技术的乏文化,数十年来文化与科技割裂带来的恶果遍及当下各个领域。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都是贴标签、简单化的文化而我们很多精英却浑然不自知。在最重要的教育领域,我们往往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学生盲人摸象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研究领域,我们的物质和技术都超过前辈,但现在却没做出比肩前人的成就来,因为有一条我们绝对不如前辈,就是我们没有闲工夫,更丢失了精神上的贵族状态。文章原载《绿叶》2010年7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

  思想观念的错位理解

  有文化的无技术,懂技术的乏文化,文化与科技之间的割裂,这一现象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表现突出。

  为什么这一矛盾表现得比较突出?

  因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过分突出了技术,偏离了科学技术的原始轨道。大家常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当然能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但是由于缺乏配套的相关阐释,所以当我们满口都是科学的时候,意下所指多半却是技术。

  从传统观念出发,我们又误把一些技术上的进步当成了科学的进步。科、技之间不但混淆颠倒,而且我们人为地把科技抽离出文化之外。

  很多人理解的百花齐放、多元化,实际上是认为这些一个一个的元,一朵一朵的花儿是互不相依的,能够独自存在、发展,这其实从根本上就背离了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马克思主义。

  把科技从文化中单独抽离出来,虽利在一时,所产生的恶果却遍及今日的各个领域,也正造成了上文所述的科技与文化的矛盾。

  我们现在已经在技术的小道上歧路亡羊了,正需要重新回来讨论什么是文化。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都是贴标签的文化。一提起弘扬传统文化,就特地让孩子们去读四书五经,读《三字经》、《千字文》,认为这就有文化了。这种理解其实是狭义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知道自己没文化?

  就是因为我们对文化的狭义理解,没有厘清文化的概念。社会上很多领导干部,单纯认为文化就是文凭,将文化等同于文凭,导致一些人用文凭去掩盖没文化的事实。我很赞赏李瑞环同志,他的履历表上就写着中学毕业,堂堂正正,不以文凭自高身价,而用具体的领导业绩说话。领导得好,高中文凭也可以;领导得不好,博士头衔也没用。所以我觉得李瑞环就懂什么叫文化。

  泛东亚地区,如台湾、香港、韩国,长期被目之为比我们有文化,其实这说的多半都是文凭。真正有文化的表现是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做事。台湾要是懂得传统文化,要是懂得忠孝二字,就不会出现台独。国民党、民进党两个党都是没文化的党,不要看它党内有很多教授,就认为他有文化,那是两回事。

  所谓文化,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眼光,是把所有的具体技术能够整合起来的一种综合素养。倘若整合不起来,一切都是照猫画虎,屠龙之术就成了雕虫小技。中国人写不出《寂静的春天》这种集科技与文化于一体的名著,就是因为现在的人都活在一个个小格子里,邻近的格子里是什么他都不去看。

  比如我们北大中文系有文学专业,有语言学专业,有古文献专业,很多老师长期不知道同事在研究什么,也不去关注有什么重大成果。我们并不是说要向专业以外看齐,而是说如果留心了同事在干什么,最近有什么成就,可能你了解十个别人的成果,其中就有一个对自己的工作有启发。

  有了这种眼光,才能成为有文化的学者。不然,做学问只是照着做,导师写了一篇研究闻一多的论文,学生学着写一篇研究朱自清的,那样实际在学术上没有任何突破。其实广大高校老师也很想突破,学者们也很想创新,不是自己没有创新的欲望,而是束手无策,因为我们现在缺乏那种心胸与眼光。

  如果深入剖析,其实有文化的人未必没技术。如果一个人真的有文化,他一定是有技术的,至少也有一技之长。因为他要达到山尖,必然至少通过一条道才能登顶,只会随便在路上乱蹿的人是到不了山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主要的问题是有技术的没文化,不是技术的问题,根本在于文化上。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看,中国近年来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论文数量、实验报告、理论数据、重大项目似乎都有很多成就,蔚为大观,可是实际上没有多少真正能够转化为社会成果,增加人民对生活的幸福感。大部分都是抄来抄去,搬来搬去放卫星。我们现阶段已经没有资格去批评前人的放卫星了,因为我们就处在一个放卫星的阶段,放的都还是技术卫星。中央政府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也号召大家都来创新,但是如果就局限在技术领域,创新是出不来的。失去了文化,技术本身不可能有所突破。

  北大的王选教授,为什么能实现创新?就是因为有文化。他那一代人打通文理工,首先对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觉就很深厚;再者,他是学数学出身的,不是学计算机的。计算机只是一个技术,而他学数学的,又对文化有感情,因此就知道这个技术怎么用,往哪儿用,知道如何把计算机技术与文化结合起来。所以王选教授成为当代毕升不是偶然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人才培养结构所决定的。即使北大不出王选,别的科研部门也会出这样的顶尖人才,因为时代积累到了出人才的程度与阶段了。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各行各业都有一流的技术人才,为什么最终没有创造出一流的成果?

  现在全民疯狂地学英语,很多人外语比前人说得流利,可是外国名著的翻译越来越差;京剧演员唱得也较以前有味,扮相更加俊美,可是拿不出好的作品段子来,唱来唱去都是四大名旦的老戏,自己的技术白费了。四大名旦当初靠的可不是模仿,而是创新。他能创新,是因为他有文化。你别看你是什么戏曲学院硕士毕业的,其实你跟梅兰芳比,你没有他有学问,你没有他有文化,尽管他没上过大学。

  所以,我觉得解决科学技术上的疑难杂症要从文化维度入手,最后还要落实到文化领域中去,不能再把技术简单地抽离出来。

  教育层面的环境误导

  教育层面上我们也缺少培养顶尖人才的环境,很少考虑到深层的文化问题,往往把知识都拆分成一格一格的来让学生学。

  从中学开始,依照高考分文理科,学生在分科之前先就有一个文理科的趋向,然后想读理工科的就不怎么学文科的东西。

  又由于整个国家偏重理工科,导致很多学习不好的孩子去考文科,他们觉得文科容易点,却不想这样后果非常严重。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在修文科,我们正好相反,最聪明的孩子都被弄去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完了再出国,白白拱手把人才送给了外国。

  不仅如此,我们的家长都鼓励孩子小小年纪就去学那些所谓有用的东西,而不知道这些有用的东西适用期常常很短,比如今天出的计算机教程明年就没用了,由于没有文化底蕴,毕业之后科技飞速发展了,那些有用的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而对传世经典著作,家长都认为没什么用,说长大以后有空再读。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到40岁重新去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就像补钙一样,在青少年时候就要补到身体里头的,长大后多数人是不可能有空读名著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跟教育方针配套的教学和考试都加重了这个趋势。比如语文教学和语文考试,本应该是以整体滋润为主,不是以分解灌输为主,可是为了考试,学校里的教学硬是把一个活生生的文学作品肢解成许许多多的细节,把每一个细节讲得天花乱坠。

  不能说讲的都没道理,可能有一点道理,但总体上是一种过度阐释。这种过度阐释在学术界可能有用,但是对中学生来说是没用的。学者之间用很多术语来探讨问题,这些并不客观存在的术语只是一个工具,把这些工具下移到中学是就是过度。

  我们传统语文教学就是整体认知,觉得这首诗好就反复吟咏,有问题提出来老师解答,没有问题,吟咏过、背下来然后就可以去模仿写诗。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写诗,但是会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这里展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这些问题看上去好像是技术性的,实际上恰恰是最没有技术的。

  老庄的思想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们恰恰忽略了大用,专弄一些小用,这些小用往往进大学后就再也用不着了,因为中学的那点东西,到了大学老师根本不讲,所以说没什么用。

  我现在参与的一些语文课程改革工作,就是希望从这方面入手,逐步纠正这种毛病,不要把语文考试混同于其他知识性、技术性的考试,把所有的题目都分解成ABCD让学生去选,最后就把学生的语文素养扼杀掉了。我也看了其他科目的试卷,存在同样的问题,都是在培养学生的盲人摸象的能力,就是把自己摸到的这一块尽量地说得漂亮,然而却忽略了对整体的认知。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是西方国家好在它们的学者对此早有警惕。比如说美国,他的命运实际上就掌握在一万多个精英里面,为了这一万多个精英,他起码要培养几十万的精英,他有几十万人或者上百万人是真的打通文史哲,打通数理化,甚至从文化到科学到技术都能打通,一个民族要有这么一个精英团队,去领导那些文化不那么高的各行各业的纯技术人才,所以他这个国家发展得比较健康。

  中国说向外国学习,没有学到人家的真谛,不知道什么是人家真正的宝贵经验。现在顶尖人才越来越少,什么是顶尖人才?就是有文化的综合型人才,就是像王选、华罗庚这样的,我们现在就缺乏这样的人才。

  现在是惟数据至上,每年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全世界第一,好像再过几年中国发表的论文也全世界第一了,人口基数这么大,这些数据都是自欺欺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不是大学生,而是专科生和技术工人。工厂里的工人多是简单的打工者,少见高级的技术大拿,过去,技术大拿是很受人尊敬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能够代替的。

  高端的技术人才少出、难出,跟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有关。长期以来,领导班子当中大量的技术人员扎堆,不是说技术人员不能担任领导,而是说一个领导集体里边技术人员的比例应该是进行科学调配的。发达国家的领导班子,不可能全部由技术人员来构成。

  最近中国各级领导班子有所调整,但是力度还不够。因为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的构成不是加法的关系,不是一个工科再加一个理科、文科,而是让大多数官员既有自己的专业,又能拥有超越自己的专业去看问题的视野。

  以前批评政治挂帅、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这样领导的确会出问题,但是进一步思考,内行领导内行就一定相安无事吗?内行领导内行也会出现问题的,如果这个内行也是一个纯技术官僚,就只重视自己的专业,没有一个整体的全局视野,有时候可能还不如外行。相反,二流、三流学者当领导可能效果会好,因为他们的视野更开阔,工作做得也会更平衡一些。我去过很多单位,接触过很多领域,发现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不仅导致文化氛围受损害,而且技术也连带止步不前,在这种情况下出不了真正的技术人才。

  通识教育的矫枉之弊

  通识教育兴起于西方,旨在填补分科教育的盲区,培养文理兼通的人才。国内大学近年来师法通识教育的想法是好的,至少说明我们发现了问题,所以才想超越学科界限,培养整体型的综合人才。但问题是北大的元培实验班,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所谓国学班,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大家还是用加法的思维来理解通识教育。

  比如元培学院以为,请中文系老师、历史系老师、哲学系老师来分别讲讲课,就能培养出兼通三系的博学人才了,其实不对。元培学院搞了这么多年,对北大来说,招生的魅力恐怕盖过了实际的初衷,就人文方向而言,它远远不如文史哲任何一个系,因为博学的人才不是那样塑造出来的。

  (图片来源:《中国教育报》)

  比如说《史记》,你能说它只是历史著作吗?它同时也属于文学范畴。我们古代的很多典籍,无法简单归类,往往都是跨学科的,所以需要整体认知再融汇进自己的精神生命中,而不是搞成文史哲几大版块来分别灌输。今天人文专业出来的著名学者,凡是真正有成就的,他都是能够自觉自悟。

  比如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很多人认为他是历史系的,我一说,他们知道是中文系的就很吃惊,啊!你们中文系的学者怎么懂那么多东西?我说为什么不能啊,你看我们现在中文系的学者,古代有李零,当代有韩毓海,不但是打通文史哲,还打通政经法。这就是我们的古人做学问的路子,古人做学问本来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今天上点哲学课明天上点历史课那样培养的。整体认知而非分科灌输,这就是文化与技术的一个显著差异。

  很多人都被现代专业分科洗了脑,他认为你要是文学专家,肯定会风花雪月,却不相信你对经济、政治能有深刻的观察。事实上,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做出成就,比如陈平原老师研究大学教育,他就先有一个文化视野,然后再深入进去挖掘材料,做出独特的学问。单纯教育专业的老师,太把那个专业知识当成技术,其差别就在这儿。这种整体的视野犹如武侠小说里边说的内功,要先练内功、练好内功才能外家拳脚挥洒自如。

  我有一个同学现任哈佛基金会副总裁,他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基金会总裁还有几个部门主管,本科全是文学专业出身,就没有一个学金融、经济的,这些职位按理说应该是金融、管理出身的人执掌。他们的履历几乎清一色都是本科学文学,然后读硕士博士的时候,再跨专业研习金融、MBA,而且现在工作这么忙,还能抽出时间读伏尔泰、斯坦贝克的作品。

  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学金融管理的人在担任高级职位?原因很简单,金融管理专业训练出来的人现在都在当中层干部。而他们当年学文学的时候,老师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培养他。他们也不是像中学教学那样去分裂地学习,而是通过梳理文史哲经典的精神脉络,去体悟人情物理,然后就能举一反三、见微知著了,如同古人所说,人情练达即文章。

  实际上我们不用事事惟求功利,亦不用刻意去培养学生向某个方向发展,要做的就是把学生的底子打好。古代教育就是如此。老师没有培养学生去干什么,就是培养你读圣贤书,圣贤书读完了你去科举考试,考中了朝廷就派你去做官,朝廷从来没有考虑你能不能做这个官,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就认为你肯定能行。

  逻辑很简单,基础打得好,具体的操作就很容易。对大学而言,各个院系、专业当然也都担负着不同的任务,起码文史哲的培养方向应该是这样,培养得要笼统一些,更加注重基础一些,要相信基础雄厚未必不利于一个人实用口径的扩大。

  今天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北大要培养的理想人才应该是分层次的,因为北大不可能完全培养精英。

  在最底端应该培养普通的人才,有一半或者说三分之二强的学生跟其他大学优秀的学生是一样的,他们属于合格的社会实用型人才,能为社会做贡献,有一技之长,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与生活问题。

  还有一部分(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应该就是真正的精英,他们是拥有综合性的视野,超越个人生活需要与所学专业,在个人生活不成问题之后,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当然自身的专业就是帮助自己悟道的一条途径。

  最后一部分就是顶尖的精英,他们是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为全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比如以前我们有王选这样顶尖的大师,有1965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样顶尖的科技突破,未来的规划中应该培养出匹配的顶尖精英。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演讲里一再重申泥土比天才更可贵,所以我们北大的教学要为培养这三种人才去设计一个有层次的平台,其底线要保证我们的学生走上社会至少是一个优秀的实用性人才。当然要留出一些空间来,并且要创造对应的条件,为那些有可能成为特殊型、卓越型顶尖人才的学生提供沃土。

  理论上,从中国悠长的历史和深厚的积累来讲,顶尖精英应该是能出的。除了文化与科技的割裂,还有什么原因阻碍了顶尖精英最终没有出现?

  毛泽东时代英才辈出,包括八十年代很多的杰出人才其实都是毛时代受的教育,陈景润、王选就是典型。我们不禁发问,1978年以后培养的人才现在都在干什么?令我们汗颜的是竟然说不出几个名字来。几十多年过去了,应该出顶尖精英了,可是没有出,应该有一些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可是只有一堆尴尬的论著。

  在技术层面上我们都超过了老师,因为八十年代大学生受教育的环境好,古今中外的资料都可以接触,但是现在却没做出比肩前人的成就来,简单地发牢骚,骂国家不好政府不好,都无济于事。虽然我们很多物质条件都比前一代强,但是有一条绝对不如前辈们,就是我们现在没有闲工夫。钱理群、洪子诚那一代老师年轻的时候,精神上是一种贵族状态,过得有滋有味的,我们现在就没条件提供这样一个有闲的精神空间。

  中文系刚出一本《筒子楼的故事》,很多老师回忆住在筒子楼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他们埋怨自己住得窄,天天都是锅碗瓢盆的事儿,但是那时候的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的,大家考虑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一点,我现在特别羡慕他们,他们曾经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