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一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阅读《风流去》《中国人的心灵史》后记

 (2020-02-09 2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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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无所事事的日子里，阅读也许是抵抗内心荒芜的最好方式。当然，阅读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寻觅自己的同伴，或者说是找一个可以和自己说话的人，世界上的书读不完，我们可以说得上话的人，可以听得懂的那些话也并不多，“人到了一定年龄，所读的书往往是与自己是想法一致或相近的，就如同在寻找同志或者同趣，又像在叩寂寞而求知音，寻找思想的印证。”（《风流去》，P336）那么，阅读鲍鹏山老师的这两本书，也许就是求这样的“印证”。

无论是《风流去（思想史）》还是《中国人的心灵（文学史）》，都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于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的新视角，严格意义上说，这两本书都算不上“史”，而只是个人的“阅读史”——当然，鲍鹏山老师应该是一流的阅读者、阐释者和评价者，他不是从传统的、正统的方式来建构他的“思想史”或“文学史”，他更多的是择其所好，即兴发挥，其文风洋洋洒洒，其思绪如水银泻地行于所当行，至于所当至——既有历史的关照，又有现实的关怀；既有深切的体验，又有理性的批判；既有丰富的学识，又有独到的见识。一路阅读下来，如“行于山阴道上，目不暇接”，鲍老师的行文中，自有其细致的观察力、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批判力，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怀。

阅读这两本书的深刻感受有三点，第一，任何一种阅读和批判都是有选择性的，鲍老师的《风流去》作为“思想史”，至多只能算是“断代史”，这本书从先秦的老子开始而至于魏晋的谢灵运，很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那么魏晋之后呢？《中国人的心灵》从《诗经》始而至于《红楼梦》，倒是相对完整的一部“古典文学史”。但是有很多人并没有进入鲍老师的“思想史”（如先秦诸子中孙子、公孙龙、邹衍）和“文学史”（如唐代的韩愈，南宋的陆游），当然也可以说，鲍老师是“择其要者而说之”，在这一点上，鲍老师爱憎分明，比如他说自己在先秦诸子中，“我最尊敬的是孔子，最同情的是韩子，但是我最热爱庄子”（《风流去》P111），对于自己心仪的“偶像”，总难免多费笔墨，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比喜欢，绝不让自己下笔的时候为难。

第二，鲍老师的“史”，主要不是在陈述“历史事实”，而是在阐述“意义事实”，好发“史论”，这也是中国文人的通病，读书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要“好发议论”，当然有一点很可贵，鲍老师总是立场非常鲜明，他在行文中的种种议论，都只是“个人意见”（让读者自己评判），而绝不强加于人，我们在阅读中经常可以看到鲍老师站在讲台上大谈他的“高论”和“异见”——这样的表述随处可见，“我提到”、“我以为”、“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要说”、“我觉得”、“我一直认为”......鲍老师的这个“我”随时随地在提醒读者——“这是我的观点，我的看法、我的阐释”，所以这两本“思想史”或者“文学史”，严格意义上是个人的“思想史”或“心灵史”，而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史”或“心灵史”，当然，我也承认，任何历史本来就很难回到其原处的“真实”，任何历史都取决于“阐释”，我更喜欢个人风格明显、个人印记清晰的历史，这样的通过个人解读的历史往往更容易通达读者的心灵，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法与古人对话，我们只是借助古人这个话题，与另一个人（作者）对话。

第三，鲍老师特别擅长运用形象的比喻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前者形象，使读者容易理解，比如他把屈原称之为“面向风雨的歌者”（P173），张良是“秦汉风云的幕后的幕后导演”（《风流去》P293），司马相如是“A Playboy”（《风流去》P376，特别形象又深刻的比喻），董仲舒是“巫师与媒婆”，王充是“文化清洁工”（《风流去》P482）；后者深刻，又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不同的人物和作品的风格在比较中显示了不同的内涵和精神特质，比如唐代的三大诗人中，“李白一生求‘出’（道家的出世），杜甫的一生求‘入’（儒家的入世），王维的一生追求一个‘归’字（兼佛家色彩）”（《中国人的心灵》P264-265），鲍老师独独拎出这三个字，非常精辟精准，使人印象深刻，而又过目不忘。

上述这三点，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教师所必需具备的，一个优秀的教师，其教学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标准，第一，要有自己的立场、好恶和操守；第二，要有自己的主见、思想（想法或思维），最起码对于一个社会现象、公共问题有自己的见识和意见；第三，是重视教学的方法，既是的灌输，也是要讲究方法的，一种观念、理论，如何让对方能够接受，方法是很重要的。

 2020.02.09夜，阅读《鲍鹏山思想史：风流去》与《鲍鹏山文学史：中国人的心灵》有感而记。